“男生为什么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但却可以那么自信。”在新一季的《脱口秀大会上》杨笠的梗再次出圈，也进一步固化了其“女权脱口秀”的标签。对此，舆论评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一些人把她视为“脱口秀女王”，另一些人则认为她的段子充满了性别仇恨。

“女性发声”本身就有意义

首先必须承认，我们不宜用严格的逻辑去审视脱口秀。作为一种喜剧形式，它一方面有着很强烈的观点表达，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运用夸张、冒犯等形式来增强节目效果。

想在脱口秀里找到一种不冒犯的、完全平衡和理性的表达，是缘木求鱼。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就把某些观点奉为圭臬，用节目中带有绝对性的观点来指导生活，那可能也是场灾难。

而我想谈的是，“女性发声”这件事本身的意义。

肯尼亚本土作家恩古齐，曾屡有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呼声，他异常反感《走出非洲》的作者凯伦·布里克森，直斥后者是种族主义者。

凯伦是我相当喜爱的作家，但我在翻译《走出非洲》的时候，也不止一次觉得不安。

有一篇，一个黑人少女从凯伦家的牛车上摔下身亡，她的父母要求赔偿，凯伦认为：对他们来说，即将出嫁的女儿是笔财富，所以才会这么痛苦。

她是完全认为黑人没有血缘之情吗?凯伦已经是一个很同情黑人的作家，但她，还是有她的局限性。

同样的故事，黑人来写，白人来写，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故事，男人来说，女人来说，也是不一样的。

麦家的《人生海海》，说的是一位军人，因为被诬告强奸，导致“社会性死亡”，最终疯了的故事。被诬告强奸是男人的噩梦，但遭到强奸求告无门，是女人的噩梦。

《知晓我姓名》讲的是真人真事，是2015年斯坦福大学性侵案当事人在事后写下的。性侵发生后，她被质疑不是完美受害人，她的私生活被揭露，有人指责她毁了对方——一个完美的体育天才的人生。她承受了法律机关 、公众、对方父母的压力。而如果，她不写出来，我们恐怕不知道受害人的遭遇会凄凉至此。

这也就是，我看脱口秀时对杨笠的感受，她说出了无数女性心里有、但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的话。

女性追求平等，首先是勇于书写和表达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男性对女性依然有很多天然的偏见。他们可能是君子，可能怜香惜玉，但他们也本能地觉得女性软弱，或者女性只想一生一世一双人，完全没有野心，如果想上进那一定是因为没有家庭温暖。

他们愿意宽容地对待女性——而这宽容，本质上是把女性当作弱者。

但杨笠发声：不，我不是弱者，我想红，我像男性凝视女性一样凝视男性。双胞胎颜怡颜悦发声，说全社会对于女性都是甲方，有权利对女性品头论足;李雪琴发声，把父母的再婚都当作段子：可能结婚是大自然对每个家庭的KPI要求。

一直以来，表达权利是女性所欠缺的。女性可以讨论月经吗?理论上可以，事实上很难。

女性表达的缺失，也导致我们对古代的理解，缺了很大一角。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老的缠足风俗，也有无数无聊文人著文歌咏——但，我从未见过一篇女性的书写，说这件事如何发生，她肉体上有何痛苦，生活上有何不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书写和表达，在古代是智识阶层的专利。哪里会有智识阶层的女性，来写这么羞答答的东西?

王小波有句话：沉默的大多数——女性，一直是这沉默的大多数。

女性书写，一直存在，然而受众有限。女性视角的影视剧，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脱口秀能令更多女性的想法被表达、被听到——这没有什么不可以，请继续，至少我是拥趸。

的确，有些男性会感到被冒犯，但当他们对女性指手画脚的时候，曾以为这是天然权利，从未想到，女性同样也可能对他们指手画脚——很多时候射向对方的箭，也会射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