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大选进程的不断深入，参选人从各种渠道接受的筹款数额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27日，希拉里团队的筹款已超过3亿美元，已退选的桑德斯团队筹款超过2.2亿美元，特朗普团队略显逊色，也超过了6600万美元。选战“金钱化”日益突出，带来的弊端愈发明显，美国民众的担忧在加剧。
参与募款的组织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猛增，竞选中的黑金数额不断刷新
在竞选资金来源方面，基本可分为硬钱与软钱两部分。硬钱指的是传统政治献金，根据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的相关规定，这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资金来源，捐款数额也有上限。
软钱则指的是外部政治献金，来源于竞选活动之外的团体。这些团体只要不是政治组织，就可以接受来自个人、企业和工会的捐款，且不设上限。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属于这一类。这些团体不能与竞选人及相关组织直接协调，但其资金可用于刊登广告来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换言之，既可“捧”竞选对象，也可“黑”竞选对手。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往往是竞选人的知交，与竞选人或其竞选团队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原则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对象及数额等也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但只要捐款对象是没有资产和经营活动的空壳公司或以教育、培训等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就可不必申报。这部分资金又被称为“黑金”。
自2010年以来，参与募款的组织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猛增，尤其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为甚。与此同时，竞选中的黑金数额不断刷新。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的相关统计，与2012年大选时相比，2016年大选的“黑金”数额出现了5倍的飞跃。而这些现象的直接诱因被认为是美国联邦高法院2010年1月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不设上限这一裁决。
“这一裁决不但打开了金钱政治的洪水之门，而且扼杀了政治献金改革的一切努力。这也是美国金钱政治久盛不衰的根源之一。”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系教授史蒂文·杰克逊对本报记者说。
金钱与政治的结合，使得富人可以通过他们的经济资源来获得特别优势
每一位总统参选人后面，都至少有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比如支持佛罗里达前州长杰布·布什的组织名叫“提升美国权利”，直到杰布·布什退选前，共花掉8700万美元;佛罗里达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金主”名为“保守答案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其花费5500万美元;特德·克鲁兹后面的“金主”则名叫罗伯特·默瑟，共为其捐款1670万美元。
天下没有的午餐，捐款都是要回报的。关于美国金钱政治，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其《权力精英》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亿万富翁代表了一种社会、经济与政治优势的组合，这种金钱与政治的结合，使得富人可以通过他们的经济资源来获得特别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有些富人利益集团通过运用其经济资源来获得过度影响力，从而提高他们的权力。美国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在其《赢者通吃政治》一书中指出，金钱资源的过度集中已经损害了政治进程，因为它给予富裕少数派获得不均衡利益的权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兼政府研究部主任达雷尔·韦斯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竞选人高度依赖金钱，而优厚的回报又让越来越多的美国富人和企业为美国政治注资，形成循环。随着政治的“金钱化”，那些与普通民众政策观点存在显著不同的富裕阶层，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影响政治议程。“富豪们所拥有的大量资源与造势能力带来了政治影响力、透明度和公信力等方面的问题。”
金钱政治盛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带来社会思潮的变化
金钱政治盛行，一方面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比如今年4月初在美国各地发生的“民主之春”运动，便以反对金钱政治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也带来社会思潮的变化，比如桑德斯打出的“社会主义”旗号和反对金钱政治口号，在年轻人当中拥有很大市场。
30多岁的创业者威尔·范汉文伦是桑德斯的拥趸之一，他毕业于美国明德学院。“桑德斯提出的口号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他反对金钱政治，强调社会平等，我和周围的年轻伙伴们都支持他。虽然他已经出局了，但我们希望表达我们的声音，希望这个社会更平等。”威尔对本报记者说。
来自内华达州的企业白领道格拉斯·加里森夫妇，家里分成了两派，丈夫道格拉斯支持希拉里，妻子玛丽支持桑德斯。道格拉斯支持希拉里，认为她有治国经验，属于“务实派”，而认为桑德斯的好多想法都无法落实，属于“虚拟派”。但道格拉斯无法说服玛丽。玛丽的回答是：“宁要虚拟也不要现实。”这一回答出人意料。
关于桑德斯受欢迎的现象，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将其解读为，“许多美国人已厌倦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和这些所谓的政治改革”。
耶鲁大学研究员、摩根士坦利集团前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竞选资金的结构正日益偏向于富裕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基础。它导致精英阶层与被剥夺权利者之间出现明显的政治断点，“美国梦正处于转变为噩梦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