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概述】

　　近几年，基层治理的“权利依赖症”十分严重。在基层，政府违法行政主要集中在土地征占、拆迁、环境保护、移民、惠农政策落实等领域。如西部某县以开发特色工业园区为名，在未取得足额用地指标的情况下，通过“少批多占”“以租代征”的方式，违法占用耕地近200亩。与此同时，对群众的补偿也落实不到位。拆迁过程中 政府工作人员态度还粗暴蛮横与群众发生冲突，引发群众聚集。负责征地拆迁的一名乡镇干部说：“园区建设是县里‘一号工程’，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亲自挂帅工程指挥部指挥，时间紧、任务重、上级政府要求高，不用超常规手段，根本完不成征地任务。”这里所说的“超常规”手段，自然是指违法行政。在基层，类似这种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移民安置等工作，上级政府往往以“下指标、压任务”的方式进行推进，导致领导的行政命令成了干事的动力，而现实的法律法规却成了干事的阻力。基层干部只好以行政干预、甚至行政违法的手段来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点评】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必须”乃不可选择、不可权衡之意!可见“守法”是刚性义务，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时刻运用法治思维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落实依法执政。

　　然而，基层政府的依法执政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管是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应对群众诉求，不少领导干部都习惯依靠权力来摆平问题，甚至不惜违规操作。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各方压力过大。由于各种压力，包括维稳的压力、发展的压力、上级派任务、下指标的压力终都压在基层政府一家的肩上，使得基层干部不得不依赖手中的行政权力进行违法操作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极易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如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污染、移民安置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常常见到违法行政的阴影。这些表现都与依法执政的治国方略背道而驰，因此让法治融入乡土社会迫在眉睫。要想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提升法律的权威性，弱化行政权力的干预度，加强执法力度。现在很多基层政府，看的不是法律依据，而是红头文件，执政的随意性很大，造成法律法规可宽可严的现象，弱化了法律的地位，降低了法律的权威。因此要想实现依法执政，必须提高政府违法成本，依法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对政府进行严格限权，倒逼政府依法行政而不是依权行政，从而不断提升法律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加强权力的有效监管。可采用群众参与行政决策机制，让人民群众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依法对政府进行监督，并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实现行政执法的民主监督，从而有效遏制违法执政。